上述争论,其症结在于三点:一是国学概念的清晰与否;二是国学内容范围的划分;三是国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在认为无可争议者看来,国学就是本国之学,是既往之学,是固有的历史文化和学术思想。在认为大有问题者看来,国学不能纳入既有的学科范式。陈独秀指出,胡适长于哲学史,章太炎长于历史和文字音韵学,罗振玉长于金石考古学,王国维长于文学,这都是具体的学问,“除这些学问以外,我们实在不明白什么是国学”[216]。质疑者还从学术无国界的视角,反对国学概念的提出以及国学研究的进行。其实,胡适所说的国故,本质上是个中性概念。在胡适心目中,国故并非就是好的东西,也不一定是坏的东西。他曾明确说过:“‘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它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它又包含‘国渣’。”[217]当然,胡适“整理国故”的目的,是要发掘国粹,抛弃国渣,其研究本身有明确的价值取向,亦即要通过国学研究,扬弃传统文化,弘扬其精华,抛弃其糟粕。而陈独秀反对国学,则是认为国学是“粪秽”,不必从中寻找“香水”。这实际上是从价值系统层面否定传统文化。这样,关于国学概念的论争,其实从一开始就已经包蕴着国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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