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争论，其症结在于三点：一是国学概念的清晰与否；二是国学内容范围的划分；三是国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在认为无可争议者看来，国学就是本国之学，是既往之学，是固有的历史文化和学术思想。在认为大有问题者看来，国学不能纳入既有的学科范式。陈独秀指出，胡适长于哲学史，章太炎长于历史和文字音韵学，罗振玉长于金石考古学，王国维长于文学，这都是具体的学问，“除这些学问以外，我们实在不明白什么是国学”[216]。质疑者还从学术无国界的视角，反对国学概念的提出以及国学研究的进行。其实，胡适所说的国故，本质上是个中性概念。在胡适心目中，国故并非就是好的东西，也不一定是坏的东西。他曾明确说过：“‘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它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它又包含‘国渣’。”[217]当然，胡适“整理国故”的目的，是要发掘国粹，抛弃国渣，其研究本身有明确的价值取向，亦即要通过国学研究，扬弃传统文化，弘扬其精华，抛弃其糟粕。而陈独秀反对国学，则是认为国学是“粪秽”，不必从中寻找“香水”。这实际上是从价值系统层面否定传统文化。这样，关于国学概念的论争，其实从一开始就已经包蕴着国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