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他对佛教的宽容并非宽大无边，而是有法可依。凡僧尼违犯禁令者，罪在不赦，甚至处以极刑。如贞观三年，大括隋恭帝义宁年间私度的僧尼，不出首者处以死刑，不可谓不重。他的这个意志在尔后颁行的《唐律》“私入道”律文中也有曲折的反映： “诸私入道及度之者，杖一百。已除贯者，徒一年；本贯主司及观寺三纲知情者与同罪。若犯法合出观寺，经断不还俗者，从私度法。”《唐律》颁于贞观十一年，对私度僧道处刑比贞观初的敕令为轻。可见，唐太宗即位初，虽废武德毁佛之诏，但检括僧尼的禁令仍严。其原因诚如清末法学家薛允升所说的： “僧道得免丁差。僧道多则户口少，自然之势。此辈不耕不业，衣食于民，岂可听其私自簪剃，以虚户口耶，故特禁之。”由此看来，唐太宗在贞观初严禁非法私度僧道，虽无高祖废佛激烈，然而，从控制国家户口来看，两者亦有殊途同归之处。
唐太宗虽对佛教采取较为缓和的态度，但并没有影响尊道。贞观初，道教领袖仍能得到崇礼与信任。如“贞观五年，太子李承乾有疾，敕道土秦英祁祷，得愈，遂立为西华观。”立观宏道，借此表彰道教神祐的灵验，这与大业初李世民有疾，李渊祁福于佛寺比较起来，似乎唐初太宗信道超过隋末乃父信佛。但也与道教介入政治有关，如道士王远知参与秦王夺位的预谋活动就是一例：“武德中，太宗平王世充，与房玄龄微服以谒之，远知迎谓曰： ‘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平?’太宗因以实告，远知曰： ‘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太宗登极，将加重位，因请归山。至贞观九年，敕润州于茅山置太受观，并度道士二十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