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亦不必远证于历史，尽可近证之当代。国父孙中山先生提倡“三民主义”，正是此时代之先知先觉，在晦盲否塞中，露此一线阳光之照射，透此一道清风之飘拂。令此一时代，豁然爽朗。中山先生亦何尝不知时风众势之急切难移，乃不禁发为“知难”之叹。然前仆后继，追随革命舍生杀身，成仁取义者，一时何可计数。蒋公继之，从事北伐、统一、抗日、反共，毕生在艰难困苦中奋斗，境愈险而气益厉，势愈挫而志益贞。国人之相随以赴汤蹈火，死不旋踵，肝脑堕地，义无反顾者更何限！我们只观此民国建国六十年历史之所表现，岂不仍是我中华民族五千年整部历史传统精神之存续。虽岁之寒，松柏长青，先天而天弗违。一旦阳和重出，国运回苏，此下的新历史，则仍必在我民族此五千年整部历史传统下生根发脉，是则后天而奉天时，贞下起元，乃必有之现象。余敢略述斯义，以企望此转变之来临！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中央月刊》四卷二期专载。
四　晚明诸儒之学术及其精神
一
昔在北宋时，大教育家胡瑗，讲学苏、湖，实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之开始。当时已有分斋规制：一为经义斋，一为时务斋。“时务斋”即为讲求政治社会人生一切实际康济之事业；“经义斋”则为此诸种事业之最高理论与中心信仰之渊泉。一时人材蔚起，称美千古。现在本团课程，于各项实际有关康济事业之上，有总裁精神训话，又有革命哲学，实与胡安定苏、湖讲学经义、治事分斋并修之意相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