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幾对“包举一代”之史的推崇，除史学的原因外，还有社会原因，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对皇朝史撰述的重视。从这一点来看，刘知幾对断代为史的肯定，是有其史学的和社会的合理性的。刘知幾在这个问题上的不足之处，是过分夸大了这种合理性，从而排斥了通史发展的可能性，以致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班、荀二体（按指《汉书》、《汉纪》），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31]。这个见解，限制了刘知幾对未来史学发展的积极的设想。
在刘知幾以后，大致从中唐时期起，通史撰述呈复兴的趋势，出现了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等多种体裁的通史著作。著名的典制体通史《通典》，就是这个时期问世的。北宋，又有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巨制的产生，影响之大，不在《史》、《汉》之下。于是，史学家对通史之作也就有可能提出新的理论上的认识。南宋史家郑樵撰纪传体通史《通志》，其《总序》是一篇阐释“会通之义”的宏文。序文从“百川异趋，必会于海”、“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说到“会通之义大矣哉”。郑樵认为，孔子和司马迁是最深谙“会通之义”的史家。孔子“总《诗》、《书》、《礼》、《乐》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司马迁“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郑樵说的“同天下之文”，是从空间上同时也是从文献上着眼；他说的“极古今之变”，是从时间上亦即从历史进程上着眼。他论司马迁，也强调了这两个方面。通观《总序》全文，郑樵所谓“会通之义”、“会通之旨”、“会通之道”，一是重古今“相因之义”，揭示历史的联系，二是重历代损益、“古今之变”，揭示历史的变化。因此，郑樵批评班固“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又说“自班固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