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认为，在晚期的现代世界，即高度现代性的世界，人类会不可避免地导向灾难，会面对前代人不曾去面对的风险。比如，只要核武器(甚至只要制造核武器的知识)依然存在，只要科学技术继续卷入新式武器的创造，那么大规模毁灭性的战争就有可能发生；作为外在于社会生活的自然，因受人类的宰制，在某种意义上已面临着终结，这就是生态灾难的风险，而其他后果严重的风险，如全球经济机制的崩溃或极权超级大国的兴起，都是我们当代经验中不可避免的部分①。这样的现代性社会，意味着人的现代社会生活，而人的现代社会生活是与三个基本动力因素密切关联在一起的，包括时空分离、社会制度的抽离化以及内在的反思性等。因此，要克服人类现存的社会风险，必须建立起能够有效制约这些因制度性因素而给人类带来灾难的积极的社会认同理念，并在实践中践行。在本章的第一节，我们讨论过身份认同与现代性社会三个基本动力因素之间的关系，在此，我们必须讨论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与现代性社会三个基本动力因素之间的关系，以此才能更加深入地探究现代性社会制度对自我品格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