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口的开放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条约口岸陆续开放。
第一个依约开放的口岸是广州。中英签约后，清廷授伊里布为两广总督，至广州继续与英使璞鼎查交涉通商事宜。双方约议，定于1843年7月27日于颁布通商新例当日广州开市贸易。伊里布病死后，清廷再派耆英为钦差大臣，赴粤继续与英方谈判商订五口通商章程和海关税则。1843年7月12日，璞鼎查照会耆英，要求依其与伊里布议定期限，开放广州。耆英初以时限紧迫，口岸章程和海关税则尚未议订妥帖为由，令黄恩彤、咸龄等人向当时在广州的马礼逊、罗伯聃、麻恭等人辩说。但英方骄横无理，急切地要把条约规定的侵略特权付诸实施。马礼逊等人坚持认为：“福州等处新设马（码）头，诚恐赶办不及。广州近在咫尺，又系通商旧地，一经颁发新例，即可奉行，无虞阻隔。且伊国众商货船停泊外洋已有三十余只，均因新例未定，不便进口贸易。”并威胁称：现在英国商船“久停洋面，台飓堪虞，且船户水手人数众多，一切汲取淡水，购买食物，甚为苦累。现在众情汹汹，有不能约束之势”。他们坚持要求先行将广州一口如前约定，届期开放。“黄恩彤等复严加驳斥，而该夷目等抗辩不屈，固请不已，情词极为迫切。”耆英认为，英人“以通商为性命，准其贸易则恭顺如常，绝其贸易则骄蹇难制，故自明至今，羁縻夷人皆借通商为饵”。现在英人坚持广州如约开市，而伊里布生前亦已与之议定，“即所称商船多只停泊洋面，观望苦累情形，亦尚非虚捏”。如果等待新订口岸章程及海关税则奏部议复后再行开市，总得在一个月之后，他担心“倘此一月内货船驶集日多，均停口外，不惟奸民私贩偷漏必多，且恐夷情或有变更，所关匪细。查现实税则，增者毋庸再与议增，减者亦不使之不减，通盘合算，实属减者少而增者多，于国课有赢无绌，将来部议似亦不致驳诘。与其迟行一月虑生反侧，何如早行一月俾知感戴。”因此，他“衡其轻重，擅自从权”，宣布准于是年7月27日广州开市，英商各船届时即可进口按照新订章程及税率进行贸易。道光帝接耆英奏报后，认为耆英“所办可嘉……深得大臣之体”。7月24日，耆英在奏报与英交涉议定《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时又称：“除广州一口已定于七月初一日查照新定章程，开市贸易，其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四处，俟部复到日，再行开关。”但他又担心，“广州既经开市，诚恐福州等口商船闻风驶至”。因此，他请求道光帝速下谕旨，“敕下部臣迅速议复”所奏章程及税则，“并由部径咨各该省知照，俾有遵循”。1843年7月27日，即在耆英和璞鼎查在香港公布《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的当天，中国近代史第一个依据不平等条约设立的通商口岸——广州被迫开放。7月30日，道光帝下谕予以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