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唐太宗把刘勰说的“居今识古，其载籍乎”的论点，发挥得很具体、很深入了。第一，他除了讲到史籍，还首先讲到了史官，肯定了史官的作用。第二，他赞叹史书的作用，还认为它发挥了文字的性能，成为“书契”的起源。唐太宗的这些认识，既反映出他的历史意识，也反映了他的史学意识，在他的政治活动中，史学占有重要的位置，绝不是偶然的。本书以下各章，我们还会具体地讲到唐太宗同史学的关系。
在唐太宗之后，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幾（661—721年）在论述史官制度和史官作用时，也讲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假如历来“世无竹帛，时阙史官”，那么历史上出现的人物“坟土未干”，就“善恶不分，妍媸永灭”了。他进而写道：“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其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3]这里，刘知幾把史学对于人们认识历史的作用阐述得更加全面、更加具体。他除了讲到史宫、史书（竹帛）的客观作用外，还着重讲到了“后之学者”在“神交万古”“穷览千载”即读史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和审美情趣。从“史官不绝，竹帛长存”，说到“神交万古”“穷览千载”，到所谓“思齐”和“内自省”，这是很清楚地指出了客观历史通过史学对于人的教育作用。尤为难得的是，刘知幾把史学的功用提到了“生人之急务”“国家之要道”的高度上来认识，这就超出了他自己所说的“劝善惩恶"的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