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在中央举办的学习“一号文件”座谈会上，李近维曾和主办方有过一段语惊四座的对话。那时这种座谈会每年都有一次。李近维发言说：“贯彻执行好今年‘一号文件’固然重要，但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这样做还不够。如果我们在执行好今年‘一号文件’的基础上，还能执行明年的‘一号文件’，那才符合改革开放的大潮流。”主办方诧异：“那你怎么知道明年‘一号文件’讲什么？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你怎么执行啊？”李近维一本正经地说：“我是不知道明年的‘一号文件’讲什么，但我知道每年‘一号文件’的形成过程，是你们不断总结全国各地的成功经验，通过认真归纳分析论证，认为可以在全国推行，才把它写上新一年的‘一号文件’。先有实践才有理论，才有‘一号文件’。如果我们在贯彻今年‘一号文件’中创造性地进行工作，取得实际效果，为改革开放探索出一些新的路子，中央认为可以在全国推行而写上了明年的‘一号文件’，那不就等于我们今年执行了明年的‘一号文件’了吗？”全场一片哗然，这个小个头的东莞人说出来的话可够狂妄的！
当年如此狂妄的李近维，在1988年初离开东莞前一直是生龙活虎，胆识俱全，1984年他就提出“农村工业化”这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开拓性发展思路，并积极鼓励大家贷款投资，甚至停建了当时被列为危房的戏院，把钱用于修路的贷款贴息，愣是让东莞在短时间内摘掉了贫穷落后的农业县的帽子，从农业社会成功地转向了工业社会。没想到这次回来却跟换了个人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