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看出，小说呈现的是两个人各自的旅程，之所以强调各自，是因为尽管两个人一前一后的路程可能是相同的，但当这个旅程从追寻他者的旅途最终演化成寻找自我的精神之旅时，即在各自不断叩问着灵魂深处而走近自我之时，两个人的心理距离早已渐行渐远。
或者说，在谭朝阳超乎道德和情感的追寻中，妻子早已成了仪式性的存在，成为用来找寻真实自我的引路人。
就整体而言，小说并非以情节取胜，而是注重这场精神之旅的内在感悟。从北京到梵净山，再从云南到终南山，地域上的转移使谭朝阳逐渐发现自己不曾想象的另一种生活的可能。小说结尾写道，“总之，妻子的消失让他深受刺激，无法重返过去的生活形态，他彻底改变了自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不难看出，作家借此隐喻传达出现代都市人的集体性症候与解决之道，即只有走出城市、摆脱桎梏，方可找到“内心的平衡”。因此，谭朝阳最终不再偏执地找回妻子，两个人都已经完成了各自内心的洗礼，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方的存在与否似乎并不那么重要。
